Notes that bring me back to myself

    　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，讀者的角色與經典一樣重要。除了虔敬地學習它的道理、它的論題、它的詞采外，在與經典進行一種密切對話在的過程中，讀者不斷地「生發」出對自己所關懷的問題具有新意義的東西來。

    　朱敬一院士發起在高中生人文社會科學營十週年之際講讀中西經典，他的文章中提到歐巴馬的演講，這使我想起另一位大演說家林肯。

    　林肯正式的教育背景很淺，可是他的文章和演講卻極為動人，我個人認為他主要的精神及思想資源是不斷地精讀包括《聖經》在內的經典。這些經典深入他的精神層次，除了源源不斷地提供許多精彩的養份之外，也形成了一個規模、一個框架、一種內在的雄渾的氣氛與節奏，再加上他在適當的時候套引經典，使得他的演講及文字非常動人。

    　上一個世紀芝加哥大學阿德勒教授提倡閱讀偉大作品，這件事今天看來已經相當老舊，但是它的意義卻從未褪色。我個人深知討論經典閱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光是什麼可以成為經典以及如何閱讀經典，便可以從無數方面去談。這裡則只想試著回應一種質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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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二○○一年，當我在國科會人文處為了推動「經典譯注計畫」而舉辦一系列「西洋經典與現代人生」的講座時，因為報紙副刊的報導，曾經引起一些注意。有一位聽眾打電話到人文處：「都是一些過了時的書，何必這樣大張旗鼓？」這個質問促使我們思考何謂經典？經典是不是一部沒有錯誤、尚未過時的書？一部書之所以成為經典一定有許多原因：它的歷史影響巨大、它的內容歷久彌新，它反映了普遍的人性及普遍的問題，它的詞采閃亮驚人，它的思路細密曲折，它的架構雄渾龐大等，不一而足。可是不容否認的，經典中的一部份內容，經過時代的淘洗，用現代人眼光看來已經錯誤或過時，為什麼人們仍然需要讀它？再者，經典是不動的，它如何與人類無限多樣的存在境遇、以及人類所關心的翻新出奇的問題發生關聯？

    　正如同一個點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處，那麼一本書的內容怎麼可能既是古代的、又永遠是當代的？「同時代感」一定是跟我們這個時代的「相似感」嗎？

    　三十年前，我曾似通不通地讀了神學家保羅．田立克（Paul Tillich）的《系統神學》，覺得他很想解答這個問題。這部書中反覆討論《聖經》如何關聯呼應（correlated）每一個時代？如何在不任意改動《聖經》的「訊息」下，關聯呼應每一個時代特殊的「境況」？如何形成一種既不是從「境況」中抽取答案，也不是過度被「訊息」的固定性所拘限，而對時代的迫切問題提出解答？田立克花了很大的力氣所提出的解答，應該只是人們親近經典的徑路之一。

    　有的人每隔幾年就要讀一遍康德的三大《批判》，是想跟著他細密曲折的思路走一遍，像磨透鏡一樣。王國維可能是近代中國最早深入琢磨三大《批判》的人，到了後來，當他放棄哲學（他說哲學是「可信者不可愛，可愛者不可信」）之後，我們仍然可以在他的經史著作中看到康德思路的影子。人類學家李維．史陀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讀馬克思的小冊子《路易．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》（馬克思形容這本書是在分析「為什麼一個有三千六百萬人的民族竟會被三個衣冠楚楚的騙子〔包括路易．拿破崙〕偷襲而毫無抵抗地做了俘虜」），李維史陀大概是要一次又一次親近那種從四面八方、一層又一層地解剖1851年12月2日路易．拿破崙政變事件的銳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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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在這一次有關經典的演講中，我所選的兩本書之一是黃宗羲的《明夷待訪錄》，書中的部份內容在晚清以前是非常前衛、非常鋒利的，但是到今天恐怕早已成了芻狗，但是這本小冊子在歷史上曾經發揮無比的影響力，使它自然具有一定的份量，書中所提出的若干議題：君臣的角色、君臣的關係、讀書人在政治中的角色、輿論的問題、物質力量的配置應集中在中央或分散在各地等等一連串問題，現在看來仍有一定的新鮮感。即使其內容已經過時，作為讀者，我們仍想深入歷史脈絡，了解作者為什麼那樣說。古人說「誤書思之，亦有一適」，設身處地深入了解經典的每一部份，正是一種磨礪自己的工夫。

    　最近我偶然讀到一封前人的信，信中說日本的山本玄絳禪師在龍澤寺講經，說：

    　一切諸經，皆不過是敲門磚，是要敲開門，喚出其中的人來，此人即是你自己。

    　這段話可以有非常多面的解釋。我則想藉它來說明在閱讀經典的過程中，讀者的角色與經典一樣重要。閱讀古往今來的經典，除了應當虔敬地學習它的道理、它的論題、它的詞采外，還要進行一種密切的對話。對話的對象可以是永恆的真理，也可能是其他的東西。無論如何，在與經典密切對話的過程中，讀者不斷地「生發」出對自己所關懷的問題具有新意義的東西來。經典之所以歷久不衰，往往是提供了對話與創造的豐富資源。閱讀經典一方面是要「照著講」，同時也要「接著講」（馮友蘭）。不管「照著講」或「接著講」，最後「是要敲開門，喚出其中的人來，此人即是你自己」。